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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和于博士的对话,让编者深刻感受到一个对自己工作极度热爱与沉醉其中的人,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编者统计了一下,于云良博士一共提到了32次“兴趣”。 “有了兴趣,你才能把最小的事情做好,而且不感到无聊。”――于云良博士 人物背景:于云良博士,山东大学数学学士,杜克大学数学博士,现任杜克大学数学系高级系统程序员。86年来到杜克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以来,在杜克已经工作了21年。其酷爱计算机,尤其是网络安全和数据库。是杜克最早期进行校园网络安全建设的成员之一,近几年更是独立创建了多个与学术工作申请相关的数据库,包括facultydatabase.org, academicjobsonline.org, mathjobs.org等等,收到很好的评价,并由此获得今年的杜克校长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DCSSA: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杜克大学校长奖,据我所知,这是杜克大学工作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奖励。 Yu:是的,我也感到很意外,可能学校觉得我做的东西还挺有用的吧。(笑) DCSSA: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要从杜克大学几千名工作人员中脱颖而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 Yu:好像是第一次。 DCSSA:大家可能对各系的教授比较熟悉,像您这样干“幕后工作”的中国人,在杜克大学很多吗? Yu:是的,除了大家熟悉的教授外,在杜克大学其实还有非常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尤其是你们医学中心,我就认识很多在那里工作的中国朋友。 DCSSA: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Yu:我一直是学数学的,以前是在山东大学毕业的,然后86年过来(杜克)读数学的Ph.D,91年毕业。说起来很有意思,以前我学的是纯数学,我做的方向呢,很多计算都需要使用计算机完成,使用计算机多了以后,我就对它非常感兴趣。因为(当年)在山东大学的时候,计算机非常落后,有同学戏称叫“打孔机”,简单来说,当你输入不同的值,在胶带上就会打上不同的孔,然后计算机再读取不同的孔的形状,得到你想输入的信息,非常原始,因此要运行最简单的程序,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此来了这边以后,发现这边计算机硬件好一些,因此比较痴迷。我最后做的毕业论文需要很多的运算,为了优化算法,我东试试,西试试,这样就对整个系统非常熟悉了。然后毕业以后,我就决定留在系里搞计算机了。 DCSSA: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就是很好奇,学数学出身的人,怎么选择了做数据库当作自己的职业。 Yu:(笑),当时写毕业论文要是不用计算机,我肯定也不会做这个了,算是个机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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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 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 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 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 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 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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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根本性的竞争 《21世纪》:我们过去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较快。走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模式又造成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高柏:我认为主要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加剧了国内不平等现象,第二是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强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为了保持强化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人为地控制工资水准。沿海农民工曾经十年不涨工资, 现在仍然有人主张对最低工资要慎重, 因为一旦工资上涨,国际贸易就要出问题。 实际上,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不平等在中国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方面与不平等有关。第一,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工资要高于国内企业。第二,无论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 以在中国找到低成本而相对高质量的雇员,像外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汽车全球生产商,它们要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付多少钱?如果在广东,甚至在内地做玩具,或 者是做衬衣的企业,一个员工要多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在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早已经转移出去。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 技产业并存,而且都是外商投资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工资水准差距很大。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格的人才会相对变少,这就使得该领域劳 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上的研究早已指出外资会加剧受入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21世纪》:但是这个跟我们在实际中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柏:这和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比较优势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个政策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如果政府在解决经济平等方面无所作 为,大量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其它选择,只好接受十年不涨工资的现实。但是你看一看2004年以来的变化,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加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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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系高柏教授的专访,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站全文转载。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 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 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 guchongqing@gmail.com 。 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 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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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SA: 1998年博士毕业以后您去了马克•特希尔拉维尼的实验室作博士后,马克后来2003年的时候去了工业界,成为了Genetech公司资深副总裁。神经生 物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 对他的评价是 “马克甚至可以领导美国,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从他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王帆: 你说得没错,马克对实验室的经营很有心得。他会花时间来确保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他招来的人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他觉得“人和”是极其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克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实验室的所有人找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课题。 刚才提到了理查德对我的很多好的影响,但是,理查德对我也有一点“坏”的影响。在他的层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风险的,时髦的,有创造性的实验。他可以接受失 败的打击,只要试验室总体课题的成功率高就好了。从理查德实验室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点冒进了,选课题的时候太敢于冒险了。这样在博士后阶段就吃了一点 亏。我博士后前期做的课题,非常前沿,有长远意义,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虽然我做的很辛苦,却三年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时候马克就和我说,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别的课题?像琳达•巴克那样能在博士后期间九年如一日不计得失地做一个课题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馈,如果你很长 时间都没有成果,你可能会逐渐对科学丧失兴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别的容易一点的课题,得到一些结果,这样你心里可能会高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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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 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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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模糊逻辑学家 ——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杜克退休华人教授 [毛凯 译自《太阳先驱报》Durham,6月19日] 保罗.王研究的是模糊逻辑,但他知道生命中什么对他最为重要:数学上的突破,家庭,以及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虽然并非一定是这样的顺序。 这位杜克布拉特工程学院退休电子计算机教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不确定性数学研究,然而作为华人的他十分确定的是,中国的文化和菜肴应该在整个世界发扬光大。 王教授出生在中国南方,于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夕随家人离开祖国,先是在台湾念完本科,然后移民加拿大并在新不伦斯瑞克(New Brunswick)大学取得控制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于俄亥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6年正式进入杜克大学任教。 他定期回国,并欣喜中国日渐壮大逐步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对此抱有极其高的热情。”上周他在布拉特学院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校方对此表示赞同。 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已于周日起程前往中国及远东国家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将接受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布罗海德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杜克在中国 的影响力并谋求与中国大学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伙伴关系。布罗海德还将广泛接触亚洲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以及杜克的校友,现就读学生和即将入学的新生。 双方将互惠互利:杜克新一届本科新生的亚洲人比例将比以往增加5%左右。“在中国同一个城市里通常有很多大学,这正是为了使它们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王教授说,“这也意味着它们会不遗余力地提高科研水平,也许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迟早会看到成效。” 王教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对峙的国民党的军官。共产党最后取得了政权,王教授的一家于是跟很多国民党将领一样,从福建省经由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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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 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 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 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 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 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 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 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 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 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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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 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 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 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 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 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 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 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 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 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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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 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 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 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 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 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 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 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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